病床上的李林 摄影记者 何彬
4月19日，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协调员薛女士接到一个电话，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名医生在电话中告诉她，医院有一名临床脑死亡患者，想要捐献器官。
接到消息后，省人民医院立即作出反应：评估患者情况；9名医生随时待命；武汉协和医院的三名医生也从武汉飞到成都，准备当晚抵达广元。
一切似乎已经就绪。然而，之前有捐赠意愿的李林家人，突然提出一个让医院无法满足的要求：必须搞一个大型的捐赠仪式，要有当地市领导和媒体记者参加。而从遗体捐赠的惯例来说，这个要求医院无法达到。器官捐赠只得作罢。
李林家人捐献器官“大逆转”的背后，藏着一个秘密：脑死亡认定之难。
A
捐献器官生变故
想捐器官 两医院12名医生紧急待命
4月19日一大早，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器官移植协调员薛女士接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个电话。电话中，对方医院的一名ICU医生，简要地表达：一名临床脑死亡患者想要进行器官捐赠。
器官捐赠是搭建起生死转换的桥梁。接到消息后，薛女士立即与当地医院和家属进行联系，并对捐赠者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经过器官评估检测，捐赠者的肾脏已经不符合移植标准，只有肝脏和心脏符合器官移植条件。“捐献者处于颅脑不可逆损伤状态，基本达到了临床上脑死亡状态，靠呼吸机和药物来维持生命，是可以进行器官捐赠的。”薛女士表示，几番沟通之后，捐赠者母亲同意捐献出儿子的肝脏和心脏，双方约好20日上午10点进行获取器官手术。
拥有心脏移植资质的医院在全国都是少数，武汉协和医院就是其中一家。在获得捐赠者家属同意后，省医院立即联系了武汉协和医院，由武汉协和医院来进行心脏移植。考虑到心脏移植的特殊性，两家医院约定，19日晚上出发，在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会合，20日早上再进行移植手术。
为了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省医院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出动了9名医务工作人员，其中一名ICU医生负责评估供体的器官状况，另外三名医生和两名护士，负责实施肝脏获取手术，另外，还有两名器官移植协调员。”
武汉协和医院也为此次器官捐赠，进行了紧急准备。在接到省医院电话后，武汉协和医院组织了三名心脏外科医生，第一时间订好机票前往成都。“19日晚上9点20分的航班从武汉飞往成都，11点30分落地，准备前往广元，与省医院的医生会合。”武汉协和医院负责此次移植手术的行动负责人刘医生说。
当晚10点，医务人员乘车从成都出发，前往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突然“逆转” 患者家属提“特殊要求”
正当两家医院的医生紧急赶往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时，薛女士再次接到了捐赠者家属的电话。“捐献者的舅舅提出，需要准备一个捐献仪式，还要当地政府官员、红十字会、媒体参加并进行报道，如果达不到要求，就不同意捐赠。”这个电话，让此次器官捐赠发生“大逆转”。
这样的要求让薛女士惊讶，她说：“我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以前一般都是因为传统观念导致家属放弃捐赠。”薛女士试图说服对方放弃这个想法，多次沟通，对方态度仍很坚决。“他们说，不给仪式，就不捐了。”
“按照惯例，只有在捐赠手术前，医务人员对捐赠者进行默哀的仪式，以此表示对捐赠者尊重。医院没有办法组织这样一场‘仪式’。”薛女士说。
在进行了多次沟通无果后，19日深夜，省医院无奈解散了临时组成的医疗小组。
武汉协和医院的三名心脏外科医生，在当天晚上11点30分抵达成都后，也得知家属的“特殊要求”。负责的刘医生说：“这个要求医院确实没法满足，无法再进行器官捐赠，但我们对家属的心情表示理解。”
肝脏受捐者 感觉就是从“天上掉到地上”
刘婧（化名）是这次肝脏受捐者家属，她的丈夫去年10月在内江一家医院查出患有肝癌，需要进行肝脏移植手术。这次是丈夫获得的第三次获捐机会，但由于突然的“逆转”，这次获捐还是没有成功。“那种感觉，就像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上。”
“19日那天，得知有肝源的消息后，全家人就像是重新看到了希望。”刘婧说话的声音都在微微发抖，一家人赶紧在内江的医院办理了手续，赶到省医院进行术前准备工作。谁知道才刚抽完血，就得知了捐献者不再进行捐献，全家人都很失落，但也没有抱怨任何人。
获捐没有实现，刘婧和家人只得又回到内江的医院，继续等待肝源。
[1][2]下一页
B
“特殊要求”的背后
为什么要捐 想要娃娃心脏继续跳动
有意向进行器官捐赠的家人为何突然提出“特殊要求”？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找到曾有捐赠意向的临床脑死亡患者李林及其家属，试图还原这场捐赠“大逆转”背后的原因。
原本打算捐赠器官的，是26岁的小伙子李林。4月10日，一次工地上的高空坠落，导致他头部严重受伤。李林的母亲黄秀华说，4月11日，她到ICU探视儿子，原来那个有说有笑的幺儿，此刻被剃了光头，脸部肿胀，身上插着导管，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在十几分钟的探视时间内，黄秀华将手捂在儿子胸口，不断地呼唤幺儿的名字，幻想着儿子能应自己一声，可是病床上的李林毫无回应。
“喊了好多天，医生跟我说娃娃已经脑死亡，救不活了。”昨日，黄秀华佝偻着背坐在椅子上对成都商报记者说，她开始还抱有希望，明明进ICU时，她能摸到幺儿温热的胸口里，心跳还是那么平稳，怎么救不回来呢？直到3天前，李林停止了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黄秀华才相信了医生的诊断：“儿子不会再醒来了。”
黄秀华和家人做出决定，希望能够捐献儿子的器官。对于捐献的动机，她说：“我娃娃不在了，可是想到娃娃的心脏还在别人的身体里跳动，就还有个念想。”黄秀华向医生表达了家人的意愿，同时还说想见见未来的受捐者，得知捐赠者与受捐者不能直接联络后，黄秀华有点失望。但她还是表示愿意接受这项规定，她说：“能不能见到，看缘分吧。”
为什么不捐 心跳未停摘掉呼吸器可能犯法
为何捐献器官意愿，会突然发生“逆转”？在表达了器官捐赠意愿后，黄秀华又咨询了四川天称律师事务所的蒋律师，家人们突然意识到，他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国家对于死亡认定是依据脑死亡及心脏死亡两项指标，两项指标同时满足才能认定死亡。而李林现在只是临床意义上的脑死亡，心脏仍未停跳。如果要进行器官捐赠，需要停止他的呼吸器，致使李林心跳停止后摘除器官，但这样做可能会触犯刑法。李林的家人称，脑死亡和心脏死亡，李林现在都难以进行认定。
4月19日晚上10时许，黄秀华接到了来自省医院的电话，表示因为受捐者情况危急，需要尽快对李林的肝脏和心脏进行摘取。李林的舅舅在电话里向医生提出了几个要求：需要有一个捐赠仪式，有当地政府官员参加，红会见证过程，媒体进行报道。医生表示，无法满足要求，当晚的器官摘取未能进行。
李林的家人告诉记者，娃娃遇到不幸，人生还没完全展开就已经结束了，家人当然希望能有一个更具仪式感的捐赠。最关键的还是，家人希望能通过这样一个比较隆重的方式，避免捐赠后给自己带来法律问题上的困扰。“我们不想好心做了好事后，反而给自己带来更多麻烦。”李林的舅舅说。
捐赠者家人 “法律风险太大，还是算了吧”
昨日下午，广元市红十字会的相关负责人带来了一份“捐赠意向书”，与李林的家人沟通，希望能帮助黄秀华和家人打消顾虑完成捐赠。同时，赶到现场的还有黄秀华家人邀请的四川天称律师事务所的蒋律师及李林务工公司的法务王律师。
王律师表示，我们国家对于死亡认定是依据脑死亡及心脏死亡两项指标，在心脏未停跳的情况下，有人上去拔管导致当事人死亡，国内曾有案例对于拔管的人员是追究了刑事责任的。对于王律师的说法，广元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国内脑死亡器官捐赠）做得多，不得追责。”李林的舅舅反驳：“那是因为没人冒包（提出诉讼），要是有人冒包怕是谁主张拔管，谁就要坐牢。”
在蒋律师与黄秀华家人商量后，黄秀华的家人意识到，即便举办一个捐赠仪式，也不能避免自己家人可能承担的法律风险。李林的舅舅表示：“我们想做好事，但是（法律）风险太大，还是先算了吧。”
对于这样的争论，几方意见并未能达成一致。广元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叹了口气，拿走了捐赠意向书。黄秀华和丈夫则坐在沙发上，不约而同垂下头开始流泪。（文中人物系化名）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康耕豪
上一页[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