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地时间19日，特朗普和希拉里分别赢得纽约州的两党总统提名初选，特朗普获得89张选举人票，希拉里获得139张选举人票。特朗普也借此与对手拉开距离，摆脱了选战的一段艰难时期。
鉴于特朗普强劲的势头，包括各国政要在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思考“特朗普治下”的世界。
】伴随着共和党选情的跌宕，从唐宁街到青瓦台，各国的国务家们已经开始不无慌张的梳理即将到来的世界新秩序——
一种在他们看来，或许会被结构主义者们粗糙的描绘为收缩、孤立而松散的后霸权时代，人们或许无法再向过去那样时时仰望灯塔国的亮色，短时间内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美国各界被这位总统候选人吓到了。图为特朗普去年为《时代》拍封面时被国鸟攻击
特朗普，或许还包括被竞选生态拉下水的其它候选人，近来在外交政策上的很多表态吓到他们了。
收缩、孤立而松散的后霸权时代来了所有盟友都不敢相信这一天会这么快到来，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在欧洲，特朗普质疑美国过度承载的北约义务；在中东，特朗普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介入兴趣；在远东，他甚至直接将日韩又一次界定为free rider（搭便车者）——一种自上世纪70年代的对抗性贸易政策以来很少为白宫再次提及的说法。
而彼时，一切就糟在，恰好也是美国宣布解除布雷顿森林体系，福特政府背负着三任总统的战争遗产，眼看着劳动党统一越南却无法出手相救，随即在世界范围内生成了对霸权国式微后，自由经济秩序能否持续的深深忧虑。
以罗伯特· 基欧汉为代表的制度主义者们，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想方设法论证公共物品仍然有人提供，一切不会变坏。然而灯塔渐暗，始终难掩民主世界人们心头的不安。
当然，你可以说，那不过只是特朗普说的，人们都知道他不过是说说而已。
可是当各位候选人的言论被汇到一起，人们惊讶的发现，特朗普不是孤独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几位留存的候选人难得的站到了一起，反对奥巴马任期的心血之作——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一个本应成为战争结束以来自由贸易又一个里程杯式的契约，竟然遭到了集体的口诛笔伐。
然而大家都明白，在候选人的背后，实际上承载的是不同派系、不同阶级、不同出身的普通选民的质朴观感。
“中国的长城两千年前建的，长达1.3万英里，我们只要建1千英里。”
人们逐渐发现，原来收缩和孤立的倾向竟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前财长萨默斯专门撰文感喟：全球一体化的可能终结——
“特朗普提议用墙把墨西哥隔开、废除贸易协定和迫害穆斯林，这些点子比他本人要受欢迎得多。英国的脱欧运动得到了大力支持。在大量难民涌入的压力下，欧洲开放边界的承诺似乎就要化为泡影。由于政治因素的制约，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跟不上全球经济增长的步伐。”
尽管这远非现时现景，更多的舰队仍然出现在中国南海发挥着再平衡的作用，萨德导弹的部署也被一次次的作为议题牵引着东北亚的地缘局势，美国全球干涉的能力和角色一分钟也没有停息过。
然而在这次总统竞选的守望中，民主世界诸国已经醒来。现在大家终于知道，奥巴马真的相对Nice。
11月大选过后，或许很难再享受到灯塔国光耀全球的福佑。强大是人家自己的事，宛如一家公司会持续公布漂亮的年报，然而即便在某种意义上盟友们仍被视为小股东，可就是不分红了，你也丝毫没有什么办法。
CEO执政正当其时
美国权势的收缩是注定的，把话题回到特朗普是解释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
这位CEO的竞选之所以在很多时候得到如此大的支撑，很大意义上是因为，几乎过份完美的安抚了民众对于现状和未来的很多想象。而其在党内建制派的重重围杀下，仍然能够强势生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特朗普几乎是在以其知性和行动的全部天真，勇敢的叩问共和党的党铭。
所有人都知道，在和平年代，共和党“小政府、大市场”的无为放任逻辑更容易受人欢迎，这使得战后经常会出现共和党政府连续统治国运的时代，1921-1933、1969-1993（暂时忘却卡特短暂而毫无光芒的四年）莫不如此。
道理很简单，国运危机的时候，人们往往憧憬着利维坦（霍布斯笔下的国家主权，人们将部分个体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国家主权表达集体利益、护卫城邦）的庇佑；而国运舒缓后，又往往惯于伸展筋骨，希冀着将个体权利赎回，自己赋予自己合法性。
这样的时期，民主党繁复的国内触手往往有些扰人，人们多少有些厌倦政府没事找事的市场干预和生活介入，选民对于奥巴马的不满也多半于此。如果共和党能够时刻铭记着自身的党性禀赋，事情也许就不会那么糟。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小布什离任以后，新保守主义的政党色泽在本届建制派治下持续退化，对于根基性的自由放任经济生活的信仰强调的过少，对于堕胎、枪支等标签议题强调的过多，共和党的优良传统忽而变得边缘而虚无了。
上一届总统大选的两位竞争者：奥巴马和罗姆尼
上届竞选，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反复强调自己在贝恩资本的商业成功，却极少谈及马塞诸萨州的州长经历，主要原因就在于马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纯正的共和党施政纲领无法真正延展，必须持续关注非传统议题，以期取得相对于民主党的优势。
罗姆尼在任期间推行的医保、堕胎、枪支政策，都实属共和党传统的异端。特别是当年他力主推行的医改，曾经是最大的政绩，如今却成为奥巴马医改的蓝本。作为最后的政党候选人，本能地需要反对奥巴马的医改政策，却又本能的啪啪地打上自己的脸。
罗姆尼以来，建制派已然开始走歪。或许是为了明确凸显与民主党的不同，或许是为了刻意迎合世俗文化，总之本次竞选中建制派的几个“亲生”的候选人，都惯于游走在虚无而不那么重要的议题，避实就虚、避重就轻。
特朗普如果能够战胜建制派，无非是因为带领全体党员集体重温了“无为而治”的核心党铭，而这种想法几乎是其商人属性的本能反应。
换句话说，或许现时现景，美国的政治生态和土壤就是契合于诞生出一名CEO总统。
和平年代CEO总统容易实现而事实上，CEO总统在和平年代就是容易实现的。一战后著名的“柯立芝繁荣”前后，连续几任总统都认为“美国的事业便是企业”，“一个人建造一座工厂，就等同于建了一座教堂”，报业大王赫斯特、汽车大王福特、矿业大王胡佛都悉数登场，接连竞选总统。
而所谓CEO治国，与“黑人总统、女性总统、演员总统”一样，无非是一个标签。在实实在在的国务运筹中，其最大的区别可能在于，会多提供几把做事的标尺——简单、均衡、回报。
强调简单可能，更易于理顺布什政府以来复杂不堪的全球干涉格局；重视均衡或许更看重贸易公平而非一味的迎合全球化，从而真切的照顾到国内市场利益，比如反对TPP；而关注回报则执着于带来更好的霸权收益，对于那些已经产生依赖的free rider，是时候让他们自己洗洗衣服、做做饭了。
在CEO的头脑里，一切变量无论如何繁复，必须紧紧地服务于公司的利润、现金流、负债状况。
换而言之，帝国的触手能够伸出多远，应该深深的取决于能够得到什么、收益能不能盖住投入，和我们已经承担了多少成本。
帝国的喘息能否顺畅、可否持续有必要按照这样的标准予以科学的衡量，所以正如特朗普所说，是时候重新洗礼一下美国的全球责任了。
《大西洋月刊》近日的一篇有关“奥巴马主义”的文章里，人们震惊于奥巴马对卡梅伦的警告，“如果英国没有实现北约关于防务支出为2%的目标，那么美国和英国的特殊关系就将终结”。
你当然可以质疑特朗普的任何非常规言论，但是从奥巴马的嘴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确对当前的全球责任颇有不满，这也是近期反复的民意测验所集中体现的。
特朗普总是这样，总是更容易让人们注意到其夸张口号中流露出的极端倾向，却往往忽视了在很多远为深刻复杂的看法上，浓厚的商人气息下笼罩的保守传统。很多时候那些言论之所以听起来如此荒谬，实在是因为直接把公司的PPT习惯移嫁到政策运筹上来，或许终归不是那么合适。
CEO执政的另一面
当然，事情也有反面。控制一家公司只需要占据多数股权，而确立一个霸权，一个时时刻刻能给全球带来安全感和稳定度的霸权，或许不可能满足于刚刚好的越过标尺，必须有类似核武器一样的超额承诺予以维系，才能带来足够可信的合法性。
这样看来，无怪乎世界各国会对候选人的互撕如此关注，会对几个竞选初期的口号和诳语紧张深思。
灯塔国的亮色忽明忽暗，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可能面临着失去一切。这或许意味着，欧洲的中心地带又要为各项费用支出的多少，进行暗无天日的争吵；日本终于有借口强化自卫，然而永远无法赎回那份踏踏实实的安全感；韩国，就目前朝鲜的聒噪频次而言，或许会直接疯掉。
对于权势收缩带来的可能负面效应，特朗普在回答提问时提到了要使用“模糊”战略，一种在商界常常使用的混淆视听、尔虞我诈的手段。保持着所有阵线的强势，但却不对核心利益作出说明，也不对轻重缓急次序做出公示，让对手即便有机会挑战，也不敢轻易染指。
特朗普的学养或许就是不错。冷战初期，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们为了在减少国防支出的情况下，抗衡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势压制，制订了大胆而张狂的“新面貌”战略，取消了对防御要点的界定，精简了成本输出，却平添了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增强了坚守责任的可信性，从相反的角度有效的延续了乔治· 凯南的全球遏制，整体上仍是一盘好棋。
你看，特朗普冥冥中已经有了国务家的风范，乔治· 凯南、保罗· 尼采、沃尔特· 罗斯托灵魂附体（笑）。
另一个明显的缺点可能在于，CEO或许会更惯于关注个体价值，从而忽视集体、机制和规范的力量。
胡佛总统上任伊始，曾被全国选民寄予厚望，沿承着“柯立芝繁荣”的盛世，自己又精于企业治理，理所应该带来锦上添花般的商业中兴。
然而事与愿违，欧陆诸国战债的集体违约，使得美国在举国的愤怒间几乎封闭了对欧投资，伴随战争兴起的强大的物资生产能力无法消化转移，只得如牛奶般空空耗掉，并最终引发了大萧条。
“彻底的个人主义”信条为胡佛带来了财富与声誉，也带来了固执与淡漠。在最为艰难的时刻，人民迫切需要的是物质上的救援，而不是喋喋不休的说教，他的离任给共和党带来的噩梦，或许远胜于特朗普当选——民主党在胡佛以后开启了长达20年的持续执政，让CEO治国直接成为偏执、幼稚、缺乏担当的代名词，此后许久不敢再轻易尝试。
在与奥巴马的竞逐中，罗姆尼没有吸取教训，过于强调在贝恩资本白手起家并带队重返巅峰的个体意义上的成功。这延续了选民的厌烦，经济模型再怎么精美，看来看去都与体面的离开伊拉克，或是抓到本· 拉登都没有什么直接联系，而后者才是选民们更期待听到的承诺。
特朗普也在面临同样的危险，他太沉醉于宣扬旗下的酒店、度假村乃至马桶了，很有可能家产秀尽，却仍然不懂倾听。
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中，他再次确认自己当选后仍然会秉持“独行侠”的执政作风。可说到底，政治不是开公司，CEO可以在战略制定上随意出入，可总统却不得不频繁问询于参众两院和各派势力，过于个性化可能能够帮其力搏非议走进椭圆形办公室。那么，以后呢？
需要担忧吗？
回到本文的开篇。上世纪70年代过后，美国并没有权势衰退，不过是完成了一次自我洗礼，权势的囿庇范围得到了清晰界定，不必要的责任承载和义务支出被彻底割去。
瘦身后的美国得以更轻松的迎接苏联霸权，以自由的喘息涤荡了苏联紧张的国内市场生态，并直接塑造了后冷战时期美国霸权的基本风貌和与盟友关系的基本尺度，在后冷战时期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直接受益。
所以目前看来，共和党选情的跌宕，或许不应该带有如此大的蝴蝶效应，一切过度反应都应该被视为长时间的稳定结构，使得各国的政治智慧有些钝化了，是时候补涨了。
而对特朗普而言，威斯康星州的教训已经表明，只是与人吵来吵去将愈发变得无意义。大战略家彼得· 帕雷特曾经说过，“历史是对于已逝去的事物有教养的记忆”。必须回去好好翻翻历史，认真总结一下——为什么既然共和党的立党之本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逻辑上讲，商人出任总统应该是顺水推舟的事，然而纵观历史，却几乎鲜有成功？
这一问题的深刻思考对于特朗普尤为重要，这位候选人，和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可能染指总统宝座的商人，都不一样。比之于失败的胡佛，特朗普明显更接地气、更加真诚；比之于罗姆尼，特朗普更加强势，更敢特立独行；比之与90年代以来的佩罗等几位独立候选人，特朗普从头至尾都明白，怎么着也不应独立参选，要搅局就不如在共和党内部搅个明白。
特朗普或许是第一位各方面相对均衡的商人候选人，最好不要浪费已有的优异成绩和自身的天然禀赋。
在和民主党真刀真枪的较量之前，头等重要的事情绝对不是反复列举自己的胜选数字和朋友清单，而是躬身从坎布里奇或者纽黑文，请出一位身孚名望的教授，有如当年来自加州的坏小子尼克松，竟然敢于上东区权贵洛克菲勒的阵营截下基辛格一样。
这个节点上，没有什么比人们忽然听说特朗普的组阁班子里有一个基辛格更为让人信服，所有人都知道，两院和法院本就自带极大的限制总统的权力，如果还有一个出色的国务家协助打理外交运筹，事情永远不会糟糕到哪里去。
或许现在说有点太早，但是请相信，希拉里对特朗普的回击太弱了，一直强调“美国从来就没有衰落，美国一直很强大”终究会让中间选民耸耸眉毛、想想现实，并把所有对奥巴马的不满和抱怨付诸选票的。
而就像刚刚提及的那样，如果特朗普执政，这位CEO的任期反而很可能极其稳定。不要忘了里根上台前人们对于演员执政有多么的担心，然而后来的新保守主义者们直到今天，还会将其视为战后最出色的总统之一。
所以即便特朗普还会继续出言不逊，但是全世界的政治精英会用战争结束以来积淀了半个世纪的极其出色的政治品德和丰厚的外交养分，为其买单的，灯塔依然闪烁、地球依然太平。
或许真正需要担心的，是特朗普之后的世界。当时间流向历来让人心惊胆战的二十年代末，当下的政治强人纷纷离开国际舞台，欧陆中心在文明的搅拌和重压下更其沦陷，中东诸国已经无法再承受翻腾一个世纪之久的信仰零乱，准霸权国家独立权势的增长也渐渐达到了一定的瓶颈，行将突破。或许，真的该发生些什么了。
